发展“五型经济” 上海正逢其时——市政协十三届二十七次常委会议委员建言摘编
编者按
上海经济是典型的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4月28日，市政协举行十三届二十七次常委会议，围绕“以‘五型经济’为抓手，主动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专题议政。会上，徐建民常委代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作重点发言，深入分析做强做优“五型经济”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从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运营监管、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对策。汪胜洋、杨华辉、郑春颖、马兴发、游闽键、许华芳、章毅、黄红、邵楠常委围绕激发民营经济新动能、打造全球总部集聚地、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强化知识产权运营转化等建言。穆海洁、李安民委员应邀就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流量型经济发展发言。本报特辑选委员发言，以飨读者。
做强做优“五型经济”，加快完善经济发展格局
徐建民 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上海经济是典型的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
发展“五型经济”，上海正逢其时。“五型经济”强化了上海全力增强“四大功能”的重要抓手，彰显了上海全面建成“五个中心”的资源禀赋，承载了上海全力打好“五张王牌”的国家战略，抓住了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牛鼻子”，点明了上海高质量发展和“两个面向”的价值取向。
“五型经济”概括了上海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和形态，揭示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共生”的形成机理，是经济全领域全方位“五位一体”的集成体系。上海做强做优“五型经济”当前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关注发展“五型经济”的生态环境。制度性开放的力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五型经济”之间的短板需要梳理补上；现有监管规则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不相匹配。
第二，关注做优“五型经济”的资源开发利用。人口总量控制与人才数量短缺的矛盾突出；数据流动与共享存在较大障碍；土地、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要素配置和供给也存在一些制约；长三角区域的资源协同开发步伐仍要加快。
第三，关注“五型经济”的衡量评价体系。有些部门和区对“五型经济”的概念理解尚不清晰，容易把“五型经济”理解为“五种经济”或“五种产业”；制造、开放、服务、流量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为此，要研究“五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统计。
第四，关注做强“五型经济”的难点堵点。创新联合体的机制有待完善；专业服务业的能级有待提高；适应外向型经济的特有规定有待优化；服务总部经济的水平有待提升；对各类流量的定价交易和配置功能有待强化。
针对上述问题，归纳调研中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主要有以下7条。
一是优化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营商环境。建议对标RCEP、CPTPP等多边规则，在投资准入、贸易便利化监管、服务业开放、人才跨境流动、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新业态新模式先行先试机制，通过免罚清单动态管理制度、行业承诺备案制等，从制度上建立保障企业能先行先试新模式的机制。
二是加快形成市场化力量推动机制。聚焦打造具有示范引领的“三个一批”：即量身打造一批精准扶持政策、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头部企业、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五型经济”集聚区；吸引、集聚和培育一批专业化服务业机构，吸引国际级专业服务机构落户上海，为企业及专业人才争取更多税收、落户等政策支持；支持建立企业创新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三是以经济数字化转型促“五型经济”发展。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现代化这一重点，以经济数字化转型促“五型经济”发展。打造多元化数字平台；推进薄弱环节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更广泛的数据开放共享，加快出台《上海市数据治理条例》，争取数据跨境流动国家试点，打造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四是加快建立“五型经济”的识别、认定和指标体系。廓清对“五型经济”认知的差异，构建“五型经济”企业甄别和认定标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认定；从可测度着眼、建立框架着手，加快建立具有上海特点和标志性的“五型经济”指标体系，充分发挥科学统计在上海新发展阶段的“风向标”和“导航仪”作用。
五是建立健全社会化运营监管体系。加快落实信用监管实施意见，全面形成衔接事前信用核查和信用承诺、事中信用评估分级和分类检查、事后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的全过程闭环监管；设立“五型经济”发展监管专家委员会，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做到“一次抽查、全身体检”；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研判预警苗头性、区域性、行业性风险，提升监管的靶向性、精准性和科学性。
六是建立健全适应“五型经济”发展的灵活就业用工制度和保障体系。抓紧研究制订灵活用工的管理制度，健全灵活用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便利“五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新业态企业的个体户注册，简化个体登记等规范显现出政策趋向于向个体户模式方向的引导灵活用工发展；探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人员居住需求的“一张床”“一间房”新型人才公寓。
七是推动“五型经济”长三角区域融合发展。依托长三角城市群，推动长三角数字化治理综合平台建设，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城市数字共同体；强化上海科创策源功能，积极发挥产业大脑的资源协调作用，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提升服务业的区域辐射能级，不断补足新城建设的公共服务短板，打造长三角公共服务联合体。不断补足新城建设的公共服务短板，鼓励一流医疗资源向“五个新城”转移，推进实现“家门口上名校”“家门口看名医”，打造长三角公共服务资源中心。
塑造“五型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底板
汪胜洋 市政协常委、民建界别召集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市委专职副主委
统计显示，民营经济比重越高的地方研发密度越高，民营经济比重越高的地方亿元资产的有效专利越高。纵观当今世界，创新与创业高度融合。而创业依靠的一定是量大面广、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创新创业的牢固根基，“五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就不坚实。
在此给大家介绍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深圳的。深圳民企GDP占比43.77%。国企保留了保障城市运行和基本民生的企业，且进行了引入外资、混合所有制改造。并探索在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领域的资本运作，形成了国企、民企合理分工的布局。
第二个是山东的。2018年11月，山东省委书记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山东省90%以上的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随后成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建立相关议事机构，逐一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各项优惠政策。到2020年底，山东民营经济数量占比达到98.7%。山东民营企业累计培育14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1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这两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二位（第一名是浙江，第三名是江苏）。
民企创业对于创新和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海有不少优化空间。为此建议：
第一，2018年11月，上海出台“27条意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出3个100亿的重大举措；同年12月，深圳出台政策提出4个1000亿的举措。为优化经济发展底板，建议上海对“27条意见”实施3年来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年底出台新政接续“27条”。重点要突出两点：一是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创业，将支持力度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尤其突出政府设立天使基金和风投基金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支持；二是突出逐步形成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理分工、相融互补、共生共赢的良好发展生态的理念，向社会发出更大力度更大魄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预期。
第二，建议上海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在市级层面和区级层面成立机构，由主要领导任组长，设立专门办公室，实体化运作。主要职责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部门以及本市发布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构建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日常沟通机制；负责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创新和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宣传民营经济在创新创业、服务经济和社会公益上的好做法，树立其良好的形象。
第三，建议在“随申办”市民云上企业办事栏目增加求助专题，接受民营企业各类帮助需求。既要解决问题，也要梳理信息，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信息支撑。
聚焦“五型经济”打造绿色金融中心
杨华辉 市政协常委，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在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多年蝉联全球第三，但在“全球绿色金融指数”中仅列第十七。因此，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有利于上海做强做优“五型经济”，同时也是巩固和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举措。
建议从以下五方面加快上海绿色金融中心发展。
一是设立“上海绿色金融研究发展中心”。相比传统金融服务，绿色金融涉及能源技术、标准制定、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研究推动机构。目前，英国政府已与多所高校合作成立“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作为伦敦建设绿色金融中心的核心枢纽。建议设立“上海绿色金融研究发展中心”，汇聚政府、高校、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各方力量，系统性推进绿色金融研究和发展。
二是建设全球领先的“上海国际碳交易所”。目前，国内各地碳交易市场普遍存在交易机制落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上海作为全国碳交易系统的建设方，应当以国际一流标准设计交易机制和系统，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上海国际碳交易所”。建议借鉴国际领先机构间电子交易平台的最佳实践，覆盖现货、期货等全品种，支持询价意向指令、做市商等交易机制，由上清所等中央对手方提供清算服务，把上海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定价中心。
三是强化绿色金融激励和约束机制。绿色金融服务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加强激励和约束。建议引导在沪金融机构设定减排目标，对投融资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作出承诺；支持绿色金融创新，推出转型债券、绿色基金、绿色ABS、碳衍生品等创新产品。
四是加快绿色金融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开展绿色评价和分类工作的一个重要难点在于碳基础数据收集困难，多数市场主体不具备系统性采集碳足迹数据的能力。建议政府进一步明确碳数据规范和质量，协调并整合碳数据来源，积极建设“上海绿色信息数据中心”，通过最可得、最全面、最可靠的碳数据，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五是促进绿色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绿色金融催生一系列新需求和新业务，如绿色识别、碳足迹分析、气候风险管理等。目前，海外已诞生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绿金科技企业，用大数据、AI等先进技术提供绿色金融专业服务。建议上海加大对绿金科技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更有效的柔性监管环境、数据基础设施和融资渠道支持，把绿金科技行业打造成为创新型和服务型经济联动发展的新纽带。
提升“引力”打造高能级总部集聚地
郑春颖 市政协常委，市总商会副会长，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过调研发现，上海总部经济发展还存在提升空间：一是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上海的只有7家；二是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上海只占16家；三是上海总部经济的溢出效应仍然有限。对此提三点建议：
一、对标CPTPP、RCEP等高水准规则体系，吸引更多全球企业的亚太总部入驻，打造配置全球资源的亚太门户。在企业总部的认定上，不只是以规模型指标为标准，应从以下两个维度来分类：一是按照功能划分，给予对应的扶持政策，吸引服务型、管理型、经济型、研发型各类总部的集聚。二是按照层级将总部划分为全球总部、亚太总部、东北亚总部、大中华区总部、中国大陆总部五级。按照不同层级给予不同的支持政策。
建议在市级层面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并建立监督机制保障政策落地和扶持资金的使用。完善经济方面法律法规。
二、发掘一批具有上海基因的“隐形冠军”企业，扶持其发展成为“上海原生”的全球总部企业。上海不仅要引进外来的总部，更要培育上海原生总部。
建议以发展的思维发掘具备成长为全国性、全球性行业领先的上海原生企业。并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提供自建或入驻企业总部大厦的条件，将对跨国公司总部的优惠政策向这些原生企业扩散。对于一些支柱产业和对上海产业结构升级起着关键作用的高新技术、美丽健康、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可以根据每年对上海贡献的大小，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或者提高科技研发设备的折旧费比例，扶持本地总部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上海总部经济的溢出效应，从“内圈”到“外圈”发挥头部企业的带动作用。
对总部经济的“内圈”溢出效应，建议：一是在空间上，围绕头部企业规划建设高品质产业集聚区，为产业链中重点配套企业提供落户上海的绿色通道，帮助企业将附加值高的研发中心迁进总部区域。二是在金融扶持上，设立天使基金，鼓励区内金融机构与优质企业签约，从账户开设、日常结算、供应链金融等全方位满足金融服务需求。三是在人才扶持上，鼓励头部企业自主推荐认定人才。
对总部经济的“外圈”溢出效应，建议：一是成立上海总部经济服务中心，帮助企业联合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实现产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升头部企业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二是鼓励有能力的总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一起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分支机构，逐步建立国外区域总部，整合利用全球产业资源，开拓国际市场。
坚持“两个方法论”打好“四大战役”
马兴发 市政协常委、科协界别召集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做强做优“五型经济”，创新是关键动力。而科技创新广泛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在创新中处于核心位置。加强科技创新力，要坚持“两个方法论”。
一方面，要坚持“战略布局”，自上而下，以集成思维、系统眼光做好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创新链与产业链，力争在新兴领域中寻找增量、抢占先机。
另一方面，要探索“战术突破”，从下而上，做好探索创新。以各产业领域在知识、技术、模式、业态等方面的多点突破、交叉互动实现融通创新，在持续推进“量的积累”中不断实现“质的飞跃”。
还要打好“四大战役”。
一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要持续深耕应用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式的纯基础研究，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牢根基、提供源泉。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培育集聚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的高端研究机构和创新功能平台，持续开展重大原创性科研布局攻关。
二是打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疏浚战。“走不出实验室的技术难以称之为关键核心技术。”要不遗余力打通产学研链条“断点卡点”，提升创新整体效能。完善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立项、实施和评价的机制，充分释放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动企业打造技术能力和科学能力“双引擎”，引导企业会“出题”、善组织、肯投入、能转化，真正成为创新创造生力军。
三是打好复合型创新人才聚集战。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要“百花齐放聚人气”，引进和培养在国际前沿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引领型、战略型“帅才”，科技、金融、贸易、法律等多领域的复合型、创造型“将才”，以及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抓创新不问“出身”，不唯“帽子”、不唯“学历”，不拘一格集聚人才。“引人更要育人”，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体系，以创新价值为导向、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激发人人皆可成才、尽展其才。
四是打好创新生态培育持久战。“创新成功的分子来源于庞大的分母。”必须尊重科学规律，越是源头技术创新，越是充满不确定性，越需要沉下心来悉心培育。要避免对成本的苛刻、成果的苛求、人才的苛责，鼓励科技工作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仰，允许“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推动上海真正形成追求真理、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精准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激励创新
游闽键 市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界别副召集人，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在“十四五”规划中，要着力强调发展“创新经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为此建议：
加大对专利临时保护制度的探索。目前，专利申请审查周期通常需要2-3年时间。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侵权产品不为专利法所禁止，只能等到专利获得授权后才能追索，这显然不利于对创新成果的保护。而在德国，如果第三方在专利申请公布后使用了专利技术，申请人可以在获得授权之前的临时保护期内就要求第三方进行补偿。为此建议针对创新型经济领域（如互联网等）的专利临时保护问题，设立专门通道，帮助企业适用“优先审查”机制，加速所涉专利的实质审查。同时，探索以行政方式给予临时保护期内专利申请人维权的支持，对专利申请人反映的使用情况进行取证，提高申请人获得授权后诉讼程序的效率，从而实现更全面有力的保护。
培育一批市场“鲶鱼”，唤醒沉睡的专利。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国内有效专利实施率仅为55.4%，仍有大量“沉睡”专利没有得到实施。大部分创新型企业即使有引进专利、与发明人合作的意愿，由于缺乏快捷高效寻找适合专利以及与专利权人、发明团队对接的渠道，最终选择自行研发，浪费了研发成本和时间。实际上，专利交易对法律、技术、商务谈判等方面的市场化运营服务依赖性强，因此培育一批深耕专利市场的服务机构，通过它们积极拓宽专利供需对接渠道，将能够有效唤醒部分具有市场价值的“沉睡专利”，并节约企业的研发成本。但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目前上海此类人才远远少于北京和广东，以专利代理师为例，上海仅有1328人，是广东的一半，不到北京的六分之一。急待鼓励发展。
针对重点行业，建立免费国内外知识产权检索工具，对接企业需求，降低侵权风险。目前，上海还没有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实时更新的全球专利检索系统。企业如有需求，需要购买昂贵的专利检索数据库，或支付高额的费用委托专业机构查询。建议上海借鉴江苏的做法，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集成中外专利、软著、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公共数据库，特别是对主导行业建立中外专利检索与分析平台，增加专利导航服务。一方面能帮助企业寻找所需的知识产权，分析研发路径；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检索，降低企业的侵权风险。
关注中小企业助推流量型经济升维发展
穆海洁 市政协委员，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流量型经济是用流量思维运行经济系统，根据互联网时代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资源的新特征来发展产业体系，在要素资源的流动中不断提高配置效率，实现价值增值，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平台是流量型经济的实现载体。位于大平台下的百万中小企业是流量真正的生产方，但是在数字化转型中，它们却是供给侧“数字弱势群体”。目前，大量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完成门店流量运营，只有通过向大平台支付高额佣金，才能在公域平台上获取流量资源，可谓不堪重负。
建议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和产业互联网发展。未来发展流量型经济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互联网发展。已有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正在助力各类场景的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摆脱对大平台的过度依赖，这正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助推器。
建议加快推进小程序、云服务、大数据、可视化、低代码技术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场景创新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培育一批示范性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为该领域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开放多元化股权融资的政策空间。并加大政府基金投入，使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更专注于投身产业互联网的长效建设，也使政府与企业更有利于获取产业互联网的资本红利。
建议持续强化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才能更好地吸引各种新增流量。政府定位于发展流量经济的顶层设计方，应秉持社会公信角度，逐步建立社会公有流量开放平台，纳入各项数据、人才、资金等流量资源，并鼓励各家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构建细分领域的企业级应用。同时，在制度规范角度，应逐步完善数据采集应用、数据确权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理念，制订反垄断的相关细则，从而构建共赢发展的流量型经济模式。
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许华芳 市政协常委，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要成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引领者、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锋，更需要在新形势下着眼新发展格局，秉持国际经贸规则最高水平，承载国际创新资源集聚与流动,打造创新引擎，构建创新生态，成为科技与创新的动力源和策源地，建立竞争新优势。
建议上海积极吸收港澳人才，政府部门及青年组织可以通过加强三地沟通，构建平台，扩大港澳地区人才机制性合作，引入更多的港澳人才搭上内地发展的高速列车；同时借鉴横琴新区专业资格互认经验，以金融、建筑、律师、旅游、医疗等领域为突破口，向港澳居民开放内地职业资格评价；试点相应资质专业人士单向认可，实现要素互补、人员互通、资格互认，推动港澳专业人才在内地执业创业。
建议支持澳门企业充分发挥跨越两个战略性区域的优势，发挥创新平台的连接作用，积极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在沪设立全球性研发中心，打造创新共同体，支持跨省域研发合作、技术转移和交易。发挥澳门资金往来便捷，经济自由度、开放度高的特点，集聚资金，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与设立股权投资企业，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境内境外双向发展，为科创企业发展、研发设计、技术转移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科创型澳门企业在境内进行债券发行，融通资金。支持澳门企业参与建设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吸引海外人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引进多元资金，对接境外市场，搭建离岸科创孵化平台。在更广区域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良性循环，建设两个区域创新合作的微观经济桥梁。
建议在上海探索建设沪港澳产业合作园区。充分吸收港澳及国际科研体制机制的先进成功做法，形成支持国际创新合作的政策体系，探索协同开发，提升科技管理机制。既为导入港澳及国际创新资源提供服务，又推动内地科研机构走向国际，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创造高效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探索包容创新的监管模式，建立市场、政府、协会组织、监管机构在新兴领域的高效沟通机制，从而发挥多元力量，完善风险管理，优化创新创业服务，打造最佳发展平台。
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五型经济”发展
李安民 市政协委员，中国电信集团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数字化转型最新发展方向和要求，在现有的以带宽、上网速率、端口、终端数等为主的信息化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及时研究制定诸如“人均算力”“城市智能”“企业上云”“万物感知”“大数据”“网信安”等新时代的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和发展目标。并以最高标准最高水平的要求来牵引和倒逼数字化转型，致力将上海打造成为“最快带宽、最强算力、最强数据、最具智能、最为安全”的国际数字之都，赋能促进好“五型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上海的“五型经济”打造成为具有最强数字化能力和最强数字化效用的经济。
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经济为人民的发展思想。“五型经济”发展，最终是要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应以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的认可程度为依据，以“方便、好用、安全”为主，来综合评估数字化转型发展程度及应用效果。例如，针对数字化产品信息不对称或资源垄断、数字化产品的信息安全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评估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研究制订相应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以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
要打造上海数字化转型引领性的龙头工程。建议紧紧抓住数字化转型“大数据”这根主线，牵住“智能算力”这个“牛鼻子”，聚焦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智慧城市等上海具有良好实力基础的技术和应用发展领域，打造数字化转型推动“五型经济”发展的“城市大脑”“数据工厂”“云链万家”“数字孪生”等龙头工程，引导数字化科技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实现以点带面，以质促量，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量、质双突破，有力赋能和推动“五型经济”发展。
要树立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最强标杆。聚焦“五型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最急迫、最困难的实际问题与需求，推出“有突出需求、有规模影响、有切实感知”的数字化转型应用最强标杆，既赋能助力上海的发展，也以此形成龙头企业和产业，走出上海，助力全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例如，打造全世界最好最强的老人数字生活应用标杆和龙头企业，并逐步拓展成未来有广阔发展的产业。再如，上海可总结提炼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成果和经验，包装、完善、打造形成“最强城市大脑”“最细城市管理”“最美城市生活”等最强标杆案例、解决方案、拳头产品。并培育发展一批集规划咨询、策划设计、建设实施、开发运营等功能的智慧城市建设的龙头企业，形成上海未来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
努力打造创新医疗中心节点
章毅 市政协常委，市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干细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这“五型经济”是上海经济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是强化“四大功能”的支撑点，也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
近年来，上海的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卓著，特别是在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落实成效显著。但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目前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如何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地民营企业，是摆在上海的一道新课题。
作为长期从事于医疗行业的一名从业者，我也想借此机会呼吁，希望广大的医疗机构，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机构，都能团结一心，协同共进，在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指引下，从区域合作迈向全局合作，汇聚优势力量，立足上海，面向国家长三角战略核心区域，打造上海创新医疗中心节点，建立长三角健康链接。
建立完善灵活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体系
黄红 市政协常委、总工会界别召集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灵活就业群体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百姓生活的需要，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但目前该群体服务保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劳务关系不明确，法律救济渠道不畅。据统计，约30%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纠纷后，难以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法律援助等渠道维权。二是安全基础薄弱，职业风险较高。现有的安全生产监管法规较难对以民事合作等方式为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规范。三是社保覆盖率低，抗风险能力弱。半数以上新业态从业人员没有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其中网约送餐员和家政服务员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比例不到20%。
建议尽快推动完善相应的服务保障政策，精准做好就业渠道、技能培训、劳动安全、职业伤害保障等相关工作：
一是补齐灵活就业者劳动保障的法律短板。以传统劳动标准衡量，大部分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劳动难以用现行的劳务关系标准界定，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确实存在劳动关系，但由于无明确的劳务关系，就无法用现行法律维权手段救济。建议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对新就业群体予以基本的服务保障。特别是要建立完善规范不同就业形态的从业标准，对新就业形态和非标准劳动的法律法规进行界定；要增加有效手段促进企业履行责任，在保障用工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明确企业、职工双方权利和义务；要尽快研究出台分类认定和托底政策管理，逐步完善职业保障、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等相关制度，切实做好灵活就业职工的服务保障。
二是加强对重点领域用工规范的日常检查和指导力度。建议通过开展联合监督检查,规范灵活就业等用工管理，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投入和管理，完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监督举报制度、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引导企业关注经济利润和关注安全管理同步。
三是持续关注和畅通灵活就业群体诉求。充分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平台企业的作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定期发布灵活就业群体就业、服务、保障等情况，及时依据需求动态，做好预期引导。建议从整体安全观角度出发，高度重视解决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维护，高度防范劳动关系纠纷向影响社会稳定转化，依托行业性、区域性工会，动员社会各界扩大对平台型企业、小微企业、自主就业等灵活就业群体的有效覆盖和关心关爱。
做大做强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邵楠 市政协常委，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徐汇创客中心创始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机制，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目前，上海市级层面有两支早期政府引导基金：天使引导基金和创投引导基金。10年间累计投资规模15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5倍，间接投资1800家早期企业，培育近百家上市公司，近一半的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司背后有天使引导基金或创投引导基金的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加大对天使、创投引导基金的扶持力度。相比之下，上海相关领域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注册难，二是规模小、流程长、募资难，三是引导基金绩效考核办法待优化。
做大做强天使创投基金，是回答“上海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税收增量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为此建议：
一、相关部门对投资类企业注册实施分类监管，市、区两级政府引导基金以及国企参与设立的天使、创投基金，缩短基金注册备案周期，让“靠谱”的投资人专心做好主业。
二、在充分认识引导基金作用的基础上，根据市财政的实际情况，科学评估引导基金合理体量、制订长期持续投入机制、增加天使、创投引导基金规模、夯实对“五型经济”支撑作用。鼓励支持各区成立天使、创投引导基金，形成市区联动，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放开参股基金注册限制，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放宽“反投”认定标准，从强制机械量化要求转向“生态引导、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四、S基金（二手份额基金）是解决“退出难”的有效方式。目前，市场存量已初具规模，积极推进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转让平台试点，探索设立S基金交易所，将其作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针对本市注册的天使创投类基金管理团队及法人有限合伙人，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建议税收优惠梯度与持有被投企业年限挂钩，时间越长优惠力度越大，鼓励投早投小。
六、尽早完成科创投集团的市场化改革，理顺创投引导基金决策机制，交由市场化管理团队决策，提升投资效率。
（稿件来源：联合时报 摄影：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