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善良与正义者面对不法侵害的底气与勇气。”

两会现场，“两高”工作报告中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审结案件及相关数据，引发代表委员热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对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同时，报告明确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口号，“第二十条”已被唤醒，还要持续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有这样一段剖析：报告总结了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适用之难，也提出这样的“法谚”，不仅向社会昭示正当防卫受法律保护，“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更提醒司法人员进一步深刻领悟法的精神，让“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断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钱雨晴这样理解：字字铿锵，句句有力。激活“沉睡”的正当防卫条款，考验的是司法人员的能力和担当，展现的是为人民司法的底气，彰显的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公平正义的生动司法实践。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感慨：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新要求推动法治社会不断进步

“这才是法治的力量！这才是人心所向！”“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两高”工作报告出炉没多久，“刑法第二十条已被唤醒”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成为热门讨论话题，在微博互动量超过10万。

刑法第二十条，短短三款刑法条文，不到两百字，言语极为凝练。吕红兵认为，从刑法这部法律的条文规定来看，当前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是明确的。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行为，对象是“不法侵害”人，行为时间是不法侵害行为“正在发生”时，采取的措施是“制止”行为，行为目的是为了“免受”不法侵害，行为后果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损失”。

“如果因为见义勇为造成伤害，谁还会出手相助”“如果遭受暴力侵害出手反击却被抓，那是否只能任由被伤害”，这些直击心灵的诘问都关涉正当防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张毅认为，步入新时代，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推动法治不断进步。“‘不法’就应该承担代价，而不是让‘防卫’去承担代价。”

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属正当防卫依法不捕不诉261人，同比上升25.5%。张毅认为，这是人民力量与人民心中正义的结果，让好人得到保护、让坏人受到惩罚。

法理情统一才是司法本来的样子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唤醒”二字，在张毅看来，足以证明司法机关进行了复杂的探索。

近年来，“两高”在工作中秉持与时俱进的司法理念，依法认定正当防卫，激活刑法第二十条，实现了民意与公平正义的契合。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抽象的立法条文，需要借由具象化司法活动得以实现。读到“两高”报告中关于“第二十条”的相关数字，钱雨晴认为，法理情统一才是司法本来的样子。这也激活了包括她在内的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的动力和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的源头活水。

而这要善于从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案件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要善于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她认为，这一条款激活的另一价值，还在于让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吕红兵也提到，从司法实践角度来说，“明显超过”的界定、“必要限度”的把握、“重大损害”的衡量等等，都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反复推敲，据实仔细琢磨。“毕竟正当防卫行为发生时，是进行时，于刹那间，在‘对抗中’，而行为主体，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情绪即时反应甚至爆发冲动的人。”

“如我在诉”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

随着电影《第二十条》热映，让“第二十条”背后的深意为更多人知晓。张毅认为，通过艺术作品让更多人知道可以站出来、不要怕承担后果，也有了正向激励。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荣华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盛弘说，自己观看了这部电影，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她也主动了解到，国家将创建“人民法院案例库”，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入库案例，法官办案必须参考，同时向社会开放，这样有助于老百姓们实际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也能给司法机关办案提供更加权威的指引。

不可否认，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的运行和认定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尚存在一定差异，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间的界限认定也需“酌情而定”。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表示，对于见义勇为情境下的防卫过当，立法应充分考虑防卫行为的程度和防卫人的主观责任，在刑罚设置方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吕红兵认为，坚持能动司法，不能机械办案、就案办案，要融法理、事理、情理于一体，须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司法机关要“如我在诉”，置身事内、角色代入，才能处理好案子，化解好矛盾，而且不光解“案结”，更要化“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