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厉以宁辞世。他92年的人生历程充满坎坷，也不断地迎来转折。他力排众议，引领改革方向、制定转轨路径，参与推动改革进程，终于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在此，谨以此文纪念他。

从“非均衡”到“厉股份”“厉民营”

厉以宁以倡导股份制改革、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而为大众熟知，实际上这两项举措背后有严密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厉先生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中国式“非均衡”和“二次调节论”。

“非均衡”在经济学中指社会供需关系无法自行调整的经济运行状态。西方经济学理论多认为，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供求关系无法自行调整。基于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因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全面放开市场和价格，也就是“休克疗法”。

厉以宁则持不同的观点。在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观点。他指出，中国的非均衡经济表现为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变型等特点，究其深层次原因，固然存在着类似发达成熟市场经济因市场不完善和价格信号不灵敏带来的非均衡，但是中国经济有其独特性，即在传统和双轨的体制下，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因此更为严重的非均衡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厂商。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就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

据此，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为出发点，不应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而应当寻找一种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又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指资源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于最适宜的部门、地区和生产单位，这方面的改革要涉及生产要素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转让以及宏观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如何有效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这个层面的改革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

厉以宁进一步指出，与两个层次资源配置方式相对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是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使企业变得具有活力，在经营中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经济效益；较高层次是要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将企业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由过去的行政机构附属物转变为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的利益主体，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那么，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由于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政府获得的信息并不完全，政策也有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因此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应直接干预市场，而是应当通过调节作用来影响市场。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厉以宁提出一个重要准则——对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著名的“二次调节论”。

理解了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思想精髓，就能很自然地理解为什么他要不遗余力地推行股份制改革。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然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1980年他首次提出股份制设想时非但未被采纳，反而引发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批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1986年下半年，厉以宁的观点逐渐被高层接受，中央决定先在国有企业多的省份试点，9月《人民日报》发表厉以宁文章《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标志着股份制改革终于得以“破冰”。但改革之路并不顺利，受整体环境和一些因素的影响，到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股份制才终于被肯定下来。1997年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评价这是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的重大修正。回看1980年厉以宁遭受非议之际写下的一首七律，“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勇气和眼光。

1992年厉以宁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1998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这部规范证券市场运作的基本大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1999年厉以宁又担任了《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他指出证券投资基金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既要鼓励和推动基金业的发展，又要充分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于2002年首次提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3年10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尽管《证券法》和《基金法》后来又经过修订并将不断完善，但第一部《证券法》、第一部《基金法》的出台，对中国资本市场仍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间多称厉以宁为“厉股份”，他还笑称自己为“厉民营”。他是最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非公经济36条”，指2005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项政策首次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上，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新36条”，指2010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与“老36条”相比，“新36条”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内容更加全面，操作性更强。

厉以宁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对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会消失，他的经济学思想仍在熠熠生辉。

求学、师承与传承

厉以宁193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这也是他名字中“宁”字的由来。1936年厉以宁在上海入读小学，但不久后抗战爆发，这让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颠沛流离。194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附中的厉以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陵大学教学活动停止，厉以宁便到湖南与家人团聚，并寻得一份会计工作。1951年厉以宁决定再次报考大学，在京好友赵辉杰代为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在长沙参加了考试，不出意料被顺利录取。

1951年8月底，厉以宁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度过了4年难忘的求学时光。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晚年时曾满怀深情地撰文回忆当年老师们的教诲、同学间的切磋，以及图书馆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

厉以宁文中专门谈到了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等教授对他的指导，这几位中除年纪略轻的张友仁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外，其余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其中陈振汉还是厉以宁加入民盟的介绍人。在这几位“引路人”的带领下，厉以宁研读了《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史》《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国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课程，完成了一个经济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但领路人的价值还在于指点方向，如罗志如曾向厉以宁提到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的争论，虽没有答案，却给了厉以宁很多启发，思考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30年后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厉以宁基于经济学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存在中国式“非均衡”并提出走产权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这一思想可以说在他大学时就埋下了种子。

厉以宁一生著作等身，他笔耕不辍的习惯在大学时代就已养成。据厉以宁回忆，大学4年的8个寒暑假，他都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没有回过一次家。毕业后他在经济系资料室坐了20余年“冷板凳”，其间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不仅接触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系统学习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经济系曾办过一个内部油印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介绍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动向，共刊印了30多期，其中近90%的稿件是由厉以宁编写。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打下了厚重的理论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徐徐吹来，厉以宁终于回到北大经济系教学岗位。此时百业待兴，他不但要出谋献策，更要担起经济学传承的重任。1979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每周一讲共60讲，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和厉以宁都是主讲人。张培刚是厉以宁的老师陈振汉的好友，算来应是厉以宁的师辈长者。两人首次相遇便一拍即合，萌生了撰写经济学教材、开创国内经济学教育的想法。首次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书于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拨乱反正后最早系统科学地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在全国的运用。之后两位教授再度合作，撰写了《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1996年春，出版社应广大读者要求准备重版此书，但希望原作者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于是他们便将一书分为两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厉以宁负责撰写和充实；《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则由张培刚负责撰写和充实。两位经济学大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让人无比敬佩。

1993年，北大经济学院经管系与北大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为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994年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担任首任院长。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面大旗，厉以宁认为自己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经济学研究者，二是经济学教师，两者都是他所爱。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厉以宁桃李满天下。他80多岁高龄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每次听课，学生都会挤满教室。厉以宁对这些学生一视同仁，一样地无私付出，一样地严格要求，教之严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纵观厉以宁在人才培养上的贡献，评价再高也不为过，但若要表达他的拳拳爱护之心和目睹学生成才的欣慰之情，还是他自己书写的一首《虞美人》最为贴切：“人生何物堪珍贵，岁月应为最。流光所剩虽无多，挥笔犹勤依旧谱新歌。他年诸事终将改，清誉千秋在。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一生都是民盟人

厉以宁早在1957年便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为他的老师陈振汉教授。陈振汉194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职，1953年加入民盟。厉以宁当时只是陈振汉所授中国经济史课上的一名普通学生，但他常提问求教，很快陈振汉就注意到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经陈振汉推荐到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虽暂时不能在经济学科研领域大施拳脚，却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两年之后陈振汉便介绍厉以宁加入民盟，足见对他的信任和喜爱。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因其创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而声名鹊起，也相继担任了多个社会职务，包括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厉以宁在海内外广招英才，并以其人格魅力发展了大批新盟员。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力原来在北大学习的是物理，厉以宁看重其理科背景，1986年将他从北钢调至北大经管系，他在厉以宁影响下加入民盟，曾任民盟中央经济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现任民盟北京市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光华管理学院信息系统与物流管理系主任李东回忆，他2004年陪同厉以宁访问日本，有机会得以聆听厉以宁关于治学和人生的教诲，深深被厉万宁的学识和魅力打动，回国后便咨询民盟北大委员会时任副主委刘力，提出入盟申请并很快获批。目前光华管理学院的盟员不仅有原院长蔡洪滨、副院长刘学、系主任李东等知名教授，也有一大批年轻才俊。

作为经济学泰斗、中国的改革先锋人物，厉万宁始终都在为民生建言献策。厉以宁总结自己30年参政议政，归结为4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他生前十分关注河南这块中原热土，为振兴中原经济奔走呼吁，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早在2007年，厉以宁在郑州大学与师生们的分享中就指出，中国需要企业家，河南需要企业家。2010年两会期间，厉以宁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与河南民营企业家政协代表深入接触，针对农业产业的多个话题进行探讨。同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建设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上，厉以宁总结了河南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区位适中、城市集聚、人口总量大、粮食产量高、文化底蕴厚”。同时又指出“这些优势主要还是潜在优势，必须要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建议将发展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写进“十二五”规划。厉以宁还对河南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加强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工农业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中原地区城市的作用、促进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中上游地区的生态平衡。

厉以宁不仅自己积极建言献策，也鼓励北大盟员们参政议政。北大民盟组织成立50周年纪念时，厉以宁欣然题词“群策群力，发挥智力资源优势，积极参政议政，为把北大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出贡献”。北大民盟组织成立60周年纪念时，厉以宁又题词“为国家建言献策，为母校添彩增光”。这些既是厉以宁对北大民盟的期待，也反映了他一生的家国情怀。

厉以宁1955年在《大学毕业自勉》中写道：“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1985年毕业30周年之际，厉以宁加上了更多的人生感悟，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这是一代经济学泰斗厉以宁一生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