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筹建期间，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毅然“投身到劳动界”，启发工人群众争取应有权益。如俞秀松于1920年3月从北京来沪，由李大钊介绍到《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俞秀松日记》记述，1920年4月上旬，他改名换姓，走进虹口东鸭绿路(今周家嘴路)351号半厚生铁厂，“现在工人底知识和思想太薄弱”“我进工厂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底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底能力，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他做工数月，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同时，找机会同工友谈话，还给工友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

　　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其中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他的这番慷慨陈词，引得阵阵热烈掌声。《申报》于翌日进行报道时摘录了演讲内容。

　　1920年5月起，由于米价飞涨，上海出现此起彼伏的工厂罢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支持下，大部分取得一定的胜利，如《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说：“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籼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据《劳动界》周刊发表的《一九二〇年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说：“这一年来，单是罢工运动，共有四十次。”

　　中共一大筹备期间，在1921年7月21日，上海英美烟公司一厂、二厂8000多名工人开始联合罢工。其起因是上海英美烟公司一厂卷烟车间百余名工人反对洋监工亨白尔无端克扣工资和殴打工人，与公司交涉要求将他撤换，资方却蛮横拒绝，一厂工人遂于7月20日下午举行罢工；7月21日，二厂工人也因激愤参罢工。两厂全体工人像怒涛一般，涌出了厂门。上海英美烟公司一厂、二厂位于浦东陆家嘴，共有近万名工人；在1916年、1917年、1919年，工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举行过多次罢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获悉此事后认为，那里的工人比较团结、面对压迫敢于反抗，这次罢工规模比较大，若加以正确引领，就能取得胜利。于是，党组织立即委派李启汉前往领导罢工。

　　李启汉来到罢工工人常聚集的吴家厅刘公庙，向大家了解情况。“你们日夜辛劳还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他积极进行宣传，“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像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眼前，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叫英美烟厂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再欺侮我们。我们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数日后，一些工人见资方无音讯，有点动摇。李启汉鼓励大家：“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两三角工钱，资本家却要损失好几万元，他是拼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经他的启发教育，工人群众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悲惨处境。

　　接着，李启汉帮助建立罢工领导机构，经大家推选刘凤臣、刘荣才等10余人成为工人代表，并在吴家厅刘公庙附近租下一间房屋作为代表办事处。他还指导起草罢工宣言和传单，提出向上海英美烟公司交涉的八项条件。为了充分发动和组织大家参加斗争，工人代表在吴家厅刘公庙召集两厂全体工人大会；会上，大家通过了罢工宣言和八项条件，并散发传单。资方觉得工人罢工难以持久，对所提出的条件置之不理。

　　此时，中共一大正在上海召开，代表们对罢工动态予以关注。李启汉及时报告情况和计划，并听取意见。经历一个多星期罢工，工人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李启汉等一边四处募捐，一边安排许多工人到别的厂家打短工，让大家渡过难关。上海英美烟公司欲用饥饿迫使工人们复工的企图落空后，就耍弄欺骗手段：在8月1日，趁工人代表再次召集两厂全体工人大会，唆使当地警察署长带一名买办到场“调停”，为了诱骗大家回厂还抛出换汤不换药的所谓优待工人的三项条件。由于李启汉做过思想工作，工人群众齐声高呼“反对”“不赞成”“绝不能上工”。“调停”者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大会继续举行，最后两厂全体工人决定坚持罢工，不达到所要求的目的决不复工。

　　在罢工过程中，外埠烟商纷纷致电上海英美烟公司催货。罢工进入第16天，公司总大班（总经理）毛利斯在位于上海苏州路（今南苏州路）、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口的办公大楼里急得团团转，感到再拖下去损失越来越惨重，就邀请工人代表在8月7日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派汽车到黄浦江边迎接。工人代表征求李启汉的意见，他说：“当然去，洋大班种种诡计都失败了。毛利斯着了急，只得亲自出马找我们谈判，我们这次罢工快要胜利了。不过，毛利斯是个极其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大家要提高警惕。”当天上午，刘凤臣、刘荣才等四名工人代表抵达时，毛利斯假装殷勤道：“诸位生活上有困难，尽管讲好了，我一定帮忙。”代表们严正地回答：“我们是代表两厂8000多工人来谈判的，不是来谈个人生活问题的!”在谈判桌上，工人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提出补充后的八项条件：一、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律照发；二、以后每年仍旧按两期加薪，每期每人至少须加六分以上；三、撤换虐待工人的买办及洋监工；四、普遍增加工资六分；五、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六、星期六的工钱一律补发；七、以后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八、以上各条须大班一一承认签字以后，工人方得上工。毛利斯表示除第一条外，其他各条都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决定下次再谈。

　　此日下午，工人代表又召集两厂全体工人大会，报告谈判情况；工人们一致主张，决不修改补充后的八项条件。毛利斯急得团团转，两次派翻译找工人代表，希望工人群众让步；对于“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律照发”这条，两次提出妥协的修改意见，但工人群众仍未答应。面对僵局，李启汉与工人代表反复磋商，指出罢工持续很长时间，工人群众的生活压力已极大，应引导大家掌握“火候”，既已基本达到目的，可作必要的让步；最后，大家同意将第一条改为“罢工期内赔偿损失一千八百元”。毛利斯无可奈何，接受这个条件。8月10日，在爆竹声中，两厂全体工人回厂复工。

　　历时近三周的上海英美烟公司一厂、二厂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这次斗争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