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实践，淞沪抗战中活跃着两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队。其中一支成立于1937年9月25日，服务于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成立时有队员34人，队长钱亦石，队内建有中共特别支部，后随张发奎所部从奉贤西撤，并相继辗转浙赣湘鄂桂粤，于1939年1月解散，但“特支”成员仍按周恩来指示，坚守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直至抗战结束。另一队则成立于淞沪抗战后期，服务于罗卓英第十五集团军，队长袁文彬，后随军从昆山撤至武汉、长沙等地，1941年撤出并赴延安。关于后者以及两者的关系，郭沫若在其《洪波曲》中也有叙述，“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和钱亦石、杜守素（即杜国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在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组织。那个成立在浦东，这个成立在昆山。”

根据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这两支服务队的组建，均由国民党方面（张发奎和陈诚）提出并委托郭沫若帮助组建。郭沫若在文化界的影响自然毋庸置疑，但此时的他，毕竟也是刚刚结束十年的日本流亡，并于淞沪抗战爆发前的7月27日才回上海，而其十年的流亡，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与党失去联系多年，因此，如何通过郭沫若在战地服务队的组建中充分体现我党的主体作用，并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需要党在这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而综合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到，在郭沫若归国后所参与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背后其实都有中共党员夏衍的身影。

根据张云《潘汉年传》，1936年10月中旬，潘汉年以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和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双重身份，从陕北回到上海，而该办事处，即为后来公开成立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的前身，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在其抵达上海的当月，除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外，就曾在静安寺沙利文咖啡馆约见夏衍，向他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此后，他与钱俊瑞、王任叔等在文化界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党员，均归“八办”领导。而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至“淞沪抗战”爆发，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频繁穿梭于西安、上海、杭州、庐山、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及蒋介石进行谈判。7月7日，他与博古、林伯渠由西安经由上海去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在上庐山前，专门找夏衍会谈，要求他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留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从庐山回到上海后，又与“八办”主任潘汉年和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全面部署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工作，指出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围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要求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强调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

郭沫若回国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第二天就由潘汉年安排人接他暂时移住沧州饭店，并于8月1日在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为其物色了一处由捷克人开办的寓所。次日即8月2日，潘汉年便与夏衍一起登门看望，并向他介绍上海文化界开展救亡运动的情况，同时指定由夏衍担任郭沫若的助手，并且由潘汉年对其明确，“主要是政治上的助手”。

8月9日，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由西安飞抵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张冲、何应钦等进行谈判，期间也曾抵达上海，除会见叶挺并请他出面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会见“八办”和上海地下党组织成员并指示他们加强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流亡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县开展游击战争外，再次约见夏衍，指示其协助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随后经由潘汉年、郭沫若、夏衍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潘公展协商、交涉，决定由国共两党合作办刊，除一致委托郭沫若担任社长外，国共双方分别委派一名总编辑，而郭沫若的助手夏衍即出任代表中共的总编辑。该报于8月24日在上海创刊。

此时，闻讯郭沫若归国，北伐时的老搭档、时已被任命为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张发奎，专程赶赴上海找郭沫若，请他如同当年北伐时一样，帮助集团军组织一支政工队伍。与此同时，根据夏衍《懒寻旧梦录》中的回忆，陈诚也从前线派了一个过去认识郭沫若的参谋来访，代表陈诚请郭沫若给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队，分别到陈诚总部和张发奎、罗卓英部队负责宣传工作。面对这一要求，郭于当天晚上，便与潘汉年和夏衍商量此事，而此事不仅符合中共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而且在周恩来于庐山与陈诚谈判时也曾有过设想，于是，便由潘汉年、夏衍召集刚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的杜国庠、左洪涛与钱亦石等人开会商议，这就有了淞沪抗战期间先后成立的由钱亦石、袁文彬分别担任队长的两支战地服务队。

期间，夏衍随郭沫若一起，并邀田汉偕行，曾三下奉贤南桥。其第一次来奉，是与张发奎商讨服务队的组建，并根据陈诚所言“人选一律由郭决定”，推荐、安排了多名中共党员加入到服务队，在其初始的34名队员中，中共党员就多达10人，包括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刘田夫、石凌鹤、何家槐、孙慎、杨应彬、朱河康、王河天，后续又先后吸收了麦新、吉联抗、沈振黄、郭弼昌、吕璧如、方兮、沈丹风、郑黎亚、杨冶明、黄凛、常学等11人入党，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又在服务队内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接受周恩来、并先后受中共长江局、南方局领导。关于这次访问，郭沫若撰有《到浦东来去》一文，并在8月26日、27日的《救亡日报》上连载刊发。其第二次来奉，是落实服务队进驻事宜并讨论战地服务队的工作，途中，为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同时也为了保护郭沫若，根据《田汉文集》第十五卷《序“愁城记”》，他们在数十公里的路程中曾经七、八次下车，伏在稻田中、柳荫下，而夏衍则亲自担任检查哨。此次访问，郭沫若与张发奎在南桥指挥所门前合影，田汉赋七绝诗一首《浦江两月波涛壮》，而夏衍则以田汉诗句为题，撰写战地特写《始信人间有铁军》，并均刊发于10月6日的《救亡日报》。其第三次来奉，是应服务队之邀，来奉出席浦东军民抗日救亡联欢大会，郭沫若在会上发表激情演讲，称“我们的总司令是铁将军，在铁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是铁军，我相信在铁将军领导之下的民众一定是铁民。铁军和铁民团结起来成一种铁的力量，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被打倒的！”

同时，夏衍也随郭沫若深入到北线战场，并应另一支服务队之邀去做演讲。在《懒寻旧梦录》中，夏衍回忆说，“在这段时间内，我曾和沫若、田汉一起到张发奎、罗卓英部去劳军。”而田汉则在其《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一文中称，“为着视察战地，鼓舞前线将士情绪，我、端先（夏衍）和沫若，曾在双方炮战的闪光下，敌机的爆炸弹与照明弹的威胁下，两访南桥，一访嘉定南翔。”

从上述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战地服务队的组建，其背后的核心人物，便是中共地下党员、郭沫若的“政治助手”夏衍，正是他，在周恩来的指示和潘汉年的领导下，坚定地按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协助并通过郭沫若，卓有成效地在国民党战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可以这样说，郭沫若的背后是夏衍，而夏衍的背后，则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以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