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两党都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援。但因政治立场、组织方式和群众基础不同，支援也存在显著差异。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主要是西方的国家行为，以美国为代表，提供军事和经济帮助，“飞虎队”、租借法案物资等，只是这些国际援助并未完全用于抗战，高层腐败和内部消耗影响了实际效果。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积极抗战，得道多助，赢得了国际爱好和平人士更多主动自发的真诚支援。

据统计，约有3000余名国际友人参与过中国抗战，书写下跨文明共抗暴政的伟大史诗。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到访新四军军部，前往游击区，在根据地停留，怀着朴素的正义感，秉持对真相的渴望，采写新闻报道，突破政治隔离、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公正反映新四军在极端复杂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的丰功伟绩，客观揭露国民党挤压生存空间制造惨案的事实真相，忠实评价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史沫特莱：最先到访新四军军部的国际友人

1939年7月，美国《生活》（LIFE）杂志刊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采访报道《中国敌后战场的游击部队》，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力量的关注。报道以一组珍贵的影像，向世界展现新四军的抗战实况。开篇即切中要害，写道“您将看到中国游击部队如何从背后痛击日军，这也正是日本深陷中国战场而日渐衰败的关键所在。”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1938年10月17日，汉口陷落的前几天，继在延安和华北八路军前线调查采访之后，她毅然向东，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考察江南敌后情况撰写调查报告为由，去寻找中共领导下的另一支重要抗日力量——新四军。

1938至1939年间，史沫特莱深入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随部队辗转于皖南崇山峻岭之间，采访新四军领导人，用笔和镜头记录下这支“敌后铁军”的抗战实况。她的行为早已超越新闻记者的范畴，更该被视作国际支援新四军的组织者与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见证人。史沫特莱是有记载的，首位到访新四军军部的国际友人。在《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中，她以细腻的笔触记录抵达游击区的生动画面，“护送我们的新四军游击队小分队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喜气洋洋地走着，时而大喊过河，时而朝坐在竹筏前面持枪的战士打招呼：‘加油！’战士们唱着《游击队员之歌》，歌声响震山谷。”

几个星期前，新四军青年作家吴江刚在《抗敌报》上发文提及史沫特莱。介绍说，她是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亲密的外国战友。因而，她的到来颇引发了期待和关注。

欢迎大会后，史沫特莱拒绝叶挺军长安排的舒适房子，主动前往军部医院，同护士们一道工作。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回忆说，史沫特莱总是穿着干净的白罩衣，一天到晚在病房里忙个不休。又常常一大清早就跑到山上采摘野花，插在装有清水的玻璃瓶里，放到重伤病号的床头。她还拿出自己写书的版税和英国大使捐的一笔钱，为新四军建造了第一个专门灭虱、洗澡和治疗癣疥的医疗站。

新四军中，史沫特莱甫一到来，便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积极组织援助。她目睹沈其震用菜刀为战士截肢、用煮沸的农具作手术器械，在1939年3月的纽约《新共和》杂志上呼吁：“这里最急需的不是枪炮，而是止血钳和磺胺粉！”她亲自培训救护队，教农村妇女用蒸笼消毒纱布，用竹篾编制担架。她给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系列文章，再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到海外，报道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还私下向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求助，直接促成了1940年加拿大联合教会向皖南输送3吨药品……沈其震在回忆录里说，1941年前新四军所获外援药品的40%都与史沫特莱的奔走联络相关。

史沫特莱最重要的身份还是记者。她的大量采访在西方媒体发表，为打破国民党污名化新四军和塑造新四军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的战歌》更是以专章来记述新四军，“他们用最卑微的武器，证明人类精神能战胜钢铁洪流”。1939年秋，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扣押新四军从上海采购的X光机，史沫特莱通过美联社曝光事件，最终迫使国民党军需署放行设备。

她还将新四军的文化影响拓展到海外。史沫特莱翻译民歌《白菜心》，“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有了欧洲反纳粹游击队版本。被她称作“时代的强音”的新四军军歌，也经由她提笔译成英文，传唱至西方反法西斯的前线。

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档案显示，史沫特莱以敏锐的洞察力对“皖南事变”进行了预警。1940年，她向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提交备忘录：“重庆政府计划以‘违抗军令’为名消灭新四军，这将重创中国抗战大局。”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史沫特莱无比悲愤。《中国的战歌》里写道：“至于今后，我手上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做——要把有关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一向和正在怎样战斗。”

三个月后，史沫特莱回到阔别21年的美国，随即安排系列演讲，向美国国会和人民介绍她在中国的抗战见闻，赞扬新四军的勇敢坚韧，并且联合美国的进步作家与记者，在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评论，揭露真相。

1950年5月，因胃切除手术引发并发症，史沫特莱在伦敦辞世。遵照生前遗愿，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安葬在中国。至今，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里仍陈列着她用过的一部打字机，铭记着这位国际友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以笔为枪，“在历史的铁幕上凿出光之裂痕”。

揭示真相：“中国抵抗的心脏在敌后跳动”

担任过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后来说“一名记者（史沫特莱）、一名医生（罗生特）的影响力，抵过国民党十个宣传处。”史沫特莱和罗生特只是两个代表，抗战时期，零距离接触过新四军，为新四军政治破局、历史正名的国际友人还有多位，值得怀念和颂扬。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1939年访问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在《亚细亚》杂志上撰文记述新四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为新四军疾呼，被国民政府取消采访权，2月被迫离华。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1939年以美国《太平洋事务》记者的身份深入新四军驻地采访，发表《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等多篇新闻稿。1941年5月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到达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此完成《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任职《大美晚报》《上海晚邮报》，受聘美联社。1938年12月到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并拍摄大量新四军战斗生活照片，在美国《时代》《生活》等杂志上发文，撰写书籍《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编写《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

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美国联合社记者、任职《联合劳动新闻》，曾访问中国南北各主要战场，撰写书籍《人民之战》，关注新四军的初建和发展。

夏狄克斯，国际反侵略会派至中国的代表，曾任美国《太平洋事件》和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根据调查与采访记录，撰写书籍《中国抗战与太平洋形势》，介绍新四军的历史和其活动区域的战略价值。

蔼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特约通讯员，1939年到访云岭新四军军部，撰写《记叶挺将军》一文，介绍新四军诞生的前后历史。

奥地利医生罗生特（Jakob Rosenfeld），拒绝国民党高官高薪聘请，自愿留在苏北根据地。1941年加入新四军，担任卫生顾问，建立野战医院，培训了一百多名战地医生，被誉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中国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多次向新四军提供物资援助，在苏北、皖南建立合作社，解决《抗敌报》印刷用纸等难题。

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超越国界、种族与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中国抗战进程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构建。

他们展示新四军的真实战斗力，强调新四军以极度匮乏的武器装备对抗日军现代化部队。贝尔登报道新四军战士用火药竹筒制造爆炸声迷惑日军，称之为“穷人的智慧战争”。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以数据突显新四军对日军的牵制作用，称“60%的华东日军被迫用于防守据点，而非前线进攻。”

他们对比国统区与根据地的差异，使“人民军队”的概念更加具象化。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里记载，国民党军队强征粮草，民众逃亡。在根据地，农民自愿为伤员抬担架，学生组成“识字班”教战士文化。史沫特莱记录皖南农村实施减租减息后，贫农将节省的粮食制成炒面送至前线，印证中共“生存依赖人民支持”的论述。

他们揭露所谓“摩擦”的真相，批判国民党的政治打压逆行。贝尔登记录1940年国民党的军队袭击新四军运输队，劫走上海爱国团体捐赠的6000双胶鞋的丑闻。希伯在上海《远东通讯》上警告“重庆政府视日军为次要敌人，而将新四军视为心腹之患。”

他们对比国民党的腐败，展现中共领导下军队的良好官兵关系。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记述，项英“与士兵同食糙米饭”，而国民党将领在独自“享用美国罐头”。贝尔登的文章嘲讽国军一个师谎报万人编制吃空饷，新四军一个连百人死守阵地无逃兵。

类似的报道不胜枚举，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认知铁幕，纠正了西方固有的偏见。比如，希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公布新四军1938至1941年间作战2900多次，驳斥日控《新申报》关于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贝尔登记录新四军研造土地雷、土炮，总结出新四军自产武器占比65%的创新能力，反击“中共是苏联傀儡”的污蔑。罗生特描写民众自愿为新四军伤员献血，揭露“农民被共产主义胁迫”的谎言……

这些报道推动国际舆论向着有利于积极抗战的方向发展，迫使国民党进一步承认中共的抗战作用。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报告中援引史沫特莱、斯诺等国际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记述，得出“中共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力量”的结论。

上海租界：是“孤岛”也是“新闻自由岛”

1938年底，上海工委组织的各界民众慰劳团克服重重困难，远赴云岭新四军军部慰问。上海外侨推出杰克·贝尔登随团出行。1939年初，贝尔登回到上海，相继在《大美晚报》《译报周刊》上发表有关新四军的报道十余篇，配发照片，赞颂其“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941年，贝尔登将自己的采访手稿及其他四位访问过新四军的记者的报道，系统整理成外国记者介绍新四军的第一部著作——《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3月由上海远东书店出版。上海市档案馆藏有该书的最初版本。该书一经面世，便引发积极效果。出身富裕家庭的上海女学生张朝素在《从富家小姐到革命干部》一文中自述，阅读书后，当年夏天，她就毅然动身，与二哥张朝杰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上海一直是一块传播进步思想的热土，外国记者有关中共抗战的报道大多在此地面世。这源于当时上海战略性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化的传播平台。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上海仅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占领，进入“孤岛”时期。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因保有独立行政权和治外法权，一直未受日军和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外国记者和媒体身处其中，可相对自由地发布信息。因此，一度被邹韬奋誉为难得的“新闻自由岛”。

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现代化的城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国际通讯社和报刊纷纷将亚洲主要驻地设立于此。伴随而生，较其他地区，这里拥有相对成熟的新闻印刷能力与传播网络，相关报道易被转发至欧美主流媒体。

此外，要为中共发声，还必须突破国民党“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国统区的大城市重庆、武汉等对于所谓“亲共”言论严格限制，外媒的稿件同样会遭遇扣压。但在上海租界，华洋杂处，中外力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和管辖缝隙，几乎是唯一能绕过审查、揭示真相的地方。据《抗战时期上海国际宣传研究》一书揭示，仅1941年经上海输送的有关新四军的国际报道就达17万字左右。《密勒氏评论报》社论说：“当西方聚焦重庆时，上海发出的声音提醒世界——中国抵抗的心脏在敌后跳动。”

许多外国友人自身也与上海城市渊源深厚。不少人在上海生活多年，结交朋友和知己，从这里出发深入根据地，许多报道也选择在上海整理刊发……这一切，多少都与一位重要人物相关——宋庆龄先生。同国际友人交往是宋庆龄一生中非常重要而富于特色的篇章，基于共同的信念和深厚情谊，她除了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将国际援助精准高效地送达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等最需要的地方，还凭借独特的身份和威望，精心安排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国际友人前往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上海的外媒《上海犹太纪事报》《曼彻斯特卫报》《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大陆报》《美亚评论》等都刊载过新四军相关的深度报道。有时，上海也充当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同样独一无二。例如，波兰记者弗理托曼（Herman Friis）的报道《没有前线的战场》，经法租界电台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上面世；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拍摄含有新四军素材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胶片经吴淞口秘密运出等。

遗憾的是，抗战期间上海租界“新闻自由岛”的局面并没持续多久，哪怕只是相对的自由。随着战况日益惨烈，上海的时局也在发生变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进步宣传。1940年，日本特务“梅机关”设立“新闻检查科”，强制删除英文报刊中“新四军”“游击战”等词汇。国际友人随机应变，采取隐晦的策略，用“皖南山区”“苏北农村”等代指根据地，用“穿草鞋的守护者”等借指新四军。由于有前期的宣传启蒙，一直关注新四军抗战的读者对此也能心领神会。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国际友人与新四军相关的部分珍贵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上海“孤岛”时期新闻战的直接证据，更揭示了中共依托国际统一战线的信息突围策略，是研究新四军国际形象构建的重要史料。除了国际友人笔下的新四军报道外，有些档案来自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内容涉及外籍记者离沪通融办法、关于史沫特莱活动的情报记录等。此外，尚有一些保存在其他领域，尚未完全公开内容的史料侧面反映出，即便在上海租界，宣传和报道新四军抗战也是一场危险而复杂的斗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于日军之手，“孤岛”时期结束，上海越来越不安全。进步人士纷纷撤离，不少国际友人也分散转移，去往更广阔的天地，继续为中国抗战宣传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