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炮声在中国震响的时候，宋庆龄就以一位伟大爱国者的坚定意志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她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呼吁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去夺取抗战的胜利。她斥责卖国求荣，妥协投降的可耻行径，并希望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及人民给中国的抗战以坚决的支持。在抗战历程中，宋庆龄写就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和谈话，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研究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庆龄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情操，有着重要的帮助。

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一些观点和论述至今读来仍令人感佩，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全民抗战、中国不会亡，民族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保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宋庆龄以民族大业为重，大力倡导全民抗战，并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1937年8月，在日本全面侵华刚刚开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宋庆龄即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以后，又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不会亡”的思想。宋庆龄表示，有人“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中国不会亡”的结论来自两方面的思考和论证。首先，宋庆龄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分析它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宋庆龄引用了大量来自日本第一手的确凿的统计资料，分析了日本的工业、农业、资源和资金情况，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战争“将使日本已很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困难，更加捉襟见肘”。宋庆龄的结论是：“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其次，中国全民族人民的团结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坚持，是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保证。中国抗战伊始，宋庆龄就全力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933年，宋庆龄就提出：“我们愿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当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时，宋庆龄就认定，中国是不会亡的。1938年9月，在《致英国工党书》中，宋庆龄说：“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这种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所有的各党各派都一致联合起来，捐弃了过去的异见，大家集中于对付和击退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宋庆龄认为：“我们各阶层人民的意旨一致表现在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这种意旨的一致是我们敌人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宋庆龄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必备条件。她指出：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是我们民族革命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没有我们的两大政党的合作，没有我们的军队和民众抗日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日本侵略的坚决抵抗，我们的民族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斗争中产生的这些条件，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成功的原因。”

二、坚持民主政治，争取民主权利，推进民主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前提和目的。

宋庆龄抗战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主”问题的阐述，她继承了孙中山的民主观，并赋予新的含义。在她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谈及和研究民主问题的文章很多，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走向民主途中》、《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等，它集中表达了如下的思想：

第一，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宋庆龄认为，在中国争取民主权利，其意义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他们争取最后解放的斗争的基础。”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全面战争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所以，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对抗战更尤为显著。宋庆龄提出：“凡关怀中国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人必须明白：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不论谁当权，群众都必将从他的手里夺回他们的这些民主权利。”“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我们才能发现投降派和卖国贼，才能进而解决我们的问题，加强我们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战争。”

第二，缺乏民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威胁。宋庆龄说：“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宋庆龄认为，缺乏民主的现象很多，如“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又如，“必须同等看待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第一步就是取消不人道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得给敌人重大杀伤的游击队的受伤战士得不到必需的医药”。宋庆龄明确提出，缺乏民主的责任应由国民党承担：“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党里，竟有主张投靠罗马-柏林轴心，赶快和日本妥协的”。

第三，努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在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宋庆龄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趋向就提出了看法：“我们希望在战后实现一个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的中国，在这中国里，工人、农民、工商业家、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对于国家的管理体制，宋庆龄继承了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应由人民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直接治理，县或区应是自治的基层单位，也是选举国会代表的选区。”她强调：“这个制度只有在最充分、最广泛的民权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

宋庆龄的民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她在抗战时期所阐述的民主观，已经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与虚伪，同资产阶级民主划清了界限，她站在最广大的人民一边，构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新观念。

三、坚持团结统一，反对妥协投降，只有精诚团结，戮力共济，方能完成抗战大业。

宋庆龄在不遗余力地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反对妥协退让，强调团结抗战的重要作用。宋庆龄首先揭露：东京的军阀“和他们的爪牙曾经不断地企图削弱我们的抗战力量，他们所用的方法不仅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施行赤裸裸的、残酷的恐怖手段，并且狡猾地提出‘妥协’的建议，以图征服我们的可爱的国家，他们曾企图制造我们之间的新的分歧，企图挑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旧恨，以便分裂我们。”宋庆龄认为，抗战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精诚团结，戮力共济，方克完成”。而决不能三心二意搞什么妥协退让，对这种现象必须严厉打击。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中，她提出：“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

对于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和妥协，宋庆龄同样不断予以揭露和严厉的批评。1939年5月，汪精卫逃抵上海，着手组织傀儡政府，并一再假惺惺地表示忠实于三民主义。宋庆龄揭露汪精卫，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思想发生动摇者之一”，“难怪孙先生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发表演说，对汪精卫这些党员的认识的浅陋，表示异常不满。现在对汪精卫不满的，已是全国同胞，而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在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皖南事变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时，宋庆龄极为震惊与愤慨，她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他们的背信弃义，强烈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宋庆龄深知分裂和妥协对坚持抗战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也决不能因为有妥协、退让现象，就因此分裂统一战线。她认为：“国共之间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国内主要任务是：“团结和民主”，“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宋庆龄坚定地表示，敌人“只能够收买少数人人知道的两面派、失败主义者以及那些只要阴谋一暴露就会被开除出党和政府的汉奸们，他们非但不能像他们所希望那般分裂我们，反而因为自己的原形暴露而巩固了我们的队伍和澄清了污浊的空气”。

四、中国的抗战是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

宋庆龄对抗战的认识和思考，是放在世界这个大环境来进行的，她认为：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斗争。由此出发，她阐述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认为：中国抗日战场“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走向全世界和平和自由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宋庆龄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它的国际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宋庆龄对中国抗战地位前瞻性的认识，为实践证明是正确无误的。

第二，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为世界人民而战，中国抗战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应该相互支援。她在抗战刚开始时就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黩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和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宋庆龄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作了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你们现在帮助中国和西班牙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宋庆龄不断呼吁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支持和援助中国：“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

研究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迪，概括起来说，宋庆龄抗战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与时俱进。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蒋汪集团决裂，之后，宋庆龄始终秉持与蒋介石政府不合作的立场，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宋庆龄一方面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站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另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在与萧伯纳的谈话中，宋庆龄斥责：“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不用来抵抗日本。”宋庆龄认为，日本得以侵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自己身上，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中国军队的领导权都在反动军队的手里”。宋庆龄强调：“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也可以说，这一时期宋庆龄希望通过解决国内矛盾最终来解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时局的变化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对宋庆龄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加之宋庆龄本人对时局的认识，使她的抗战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庆龄抗战思想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体现在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词和1937年9月作的《国共合作之感言》。由于时局发展的需要，宋庆龄出席了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举动，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唯一出席的国民党全会。它也表明了宋庆龄思想的变化，那就是，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努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而努力。宋庆龄说：“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1937年9月，经过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方面的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宋庆龄为之十分高兴和喜悦：“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

由“反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积极推动其发展，宋庆龄这一基本立场和思想，一直贯穿于八年抗战的始终，也体现了宋庆龄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

二、爱国情怀。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宋庆龄大量论述抗战的论文和演说中，无不体现她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压境，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时，她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为国家的利益斗争到底。她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和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并赋予国共合作以极高的评价。为了团结抗战，她改变了与国民党不合作的态度，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亲赴重庆，与宋氏姐妹一起，共赴国难。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抗战中出现的种种妥协退让的倾向和行为，宋庆龄始终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把其看作是分裂国家，分裂统一战线的无耻行径，她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和谈的幕后交易，抨击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径，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以实际行动捍卫了统一战线的完整。她积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战，向各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讲演，苦口婆心，剀切剖陈利害，既说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希望各国人民能对中国的抗战伸出援助之手。

三、理性思辨。抗战时期，宋庆龄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她以辩证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和分析现实问题。她的“中国不会亡”的结论，是基于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刻分析，和对于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认识而得出的。她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抛弃，更得力于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深刻理解。由于用科学的方法作指导，就使得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充满了科学性。宋庆龄对于抗战诸多问题的论述中，十分注意运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对抗战的发展作科学的判断，如她对日本侵华必然会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预见，对于抗战是一场持久、长期的战争的阐述，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等，都为以后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和科学的。特别是她对于中国前景的论述，有力地反对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企图，为广大进步人士和人民所欢迎。

四、知行合一。宋庆龄关于抗战的思想，一则表现为它来自实践，无论是对日本和中国国力的认识，还是对中国抗战进程和规律的认识等，都来自于火热的抗战一线。她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对实践过程加以概括和总结，得出诸如“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等结论；二则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宋庆龄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抗日救国，而且身体力行，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1940年，重新《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宋庆龄“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著的成绩。”她以其坚定的革命精神、科学的人生态度、高尚的思想情操、高贵优雅的气质，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友好人士的爱戴和崇敬。她的凛然正气使战友钦佩，使敌人震慑，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