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张文明对话，话题总绕不开乡村振兴。早在日本留学的10年间，他就走遍了当地大大小小的乡村。回国任教之后，为了开展乡村发展的研究，他又走遍了上海所有乡镇。金山、崇明、奉贤、原南汇的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是你报得出名字的村，他可能都去过。对于乡村振兴，他有许多思考见解。

　　乡村振兴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张文明几次强调一个观点：乡村振兴，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是“人”。他对此感触太深。

　　2018年，张文明去崇明调研，一走进当地的葡萄园，就发现有农户站在那里抹眼泪。一问才知道，葡萄的成熟期是一周，因为缺少劳动力，导致很多葡萄没人摘，最后都烂在地里，农户都急哭了。

　　对这种现象，张文明已经见怪不怪。10多年前，他去金山、松江等地调研的时候，就经常看到“3个种地农民加起来超过200岁的现象”。

　　对于“农村劳动力紧缺”，张文明表示，这是一个长期性、普遍性问题。从纵向看，在几百年前的清朝上海周边农村，就有最早一批的农村人口进入上海县城打工，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农村供给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就是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收机制，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不少外地务工人员进入上海打工，他们首选之地，并非上海市区，而是上海郊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进入市区打工，以及“农二代”们不愿务农，上海乡村又出现了缺人的现象，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从横向看，农村“空心化”是不少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高速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很多年轻人一进城，就不愿意回去。为此，日本政府也十分头痛。如今上海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日本各个特大城市如出一辙。

　　“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张文明说。现在，许多地方在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应对农村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为此，张文明认为，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即使再“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也得要有“人”，少点“人”可以，没有“人”则万万不能，因为机械化也不是万能的。

　　他举了个例子，为了解决“没人摘葡萄”的问题，有的地方尝试从国外引进采摘葡萄的机器，结果发现行不通。原因在于，这类机器对土地平整及地垄要求极高，并非所有的农地都适用，特别是上海郊区农村土地狭窄、沟壑纵横等问题都很难适应。“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农活，我们依然需要依靠人工。”他说。

　　乡村振兴要有新思路新操作

　　应该如何应对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问题？张文明认为，以解决“人”的问题为前提，一方面要发展高效农业，另一方面要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文明跟随导师在农村探访时，发现一些农民从城市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工作。“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政府通过大量财政投入，给予农民高额农业补贴，让农民都去做精品农业、绿色农业。”他说。为此，日本制订了关于农田保护的相关法律，农民好好种田，就会得到相应补贴；如果不种田造成抛荒现象，就会被重重罚款。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法律手段，既吸引农民返乡，又可以让农田种植得到保障。

　　“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平原较少，山地较多，地理条件和日本相似，可以参照后者的做法，更多地发展高效农业。”张文明说，时至今日，上海要跳出传统农业模式，走出传统农业的思维定式，进一步改变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更多地发展高精尖农产品，提升农业行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发展高效农业，需要一定前期投入，光靠农户自身投入，很难持续下去，相关部门要有优惠政策予以支持。”

　　推动乡村振兴，除了吸引农民返乡外，还可以推动城市人口向农村“逆向”流动，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率先进行探索。

　　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期间，在四国岛的农村，张文明发现，原来“乡村振兴还可以这么操作”。一家软件开发公司，通过给予房屋主人养老保障的方式，免费借住了空置的老旧住宅，将其改造为“员工宿舍”。在这里，员工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或去公司上班，或选择在住处在线办公。时间长了，部分员工把配偶、孩子接过来一起住。于是，当地又配建了相应的学校，吸引“乡村教师”前来。随着不断的良性循环，这个乡村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有人气。乡村的基础设施以及村落文化都因为这些外来者而得到了新的振兴。

　　这个场景给张文明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与人交流，经常要谈起那次所见所闻。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上海特点的农村内生发展新模式。”张文明表示，除了政府财政资金之外，要吸引更多元的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只有资金来源多元化，才能使乡村相关项目竞争提升内生性。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激发多方参与主体对乡村发展的认同，整合多方力量，实现发展利益的共有、共享、共进。

　　拿出作实证研究的态度写提案

　　作为政协委员、致公党党员，张文明经常结合自身专业参政议政。他认为，政协委员要多说“行话”，确保建言精准到位。

　　2009年，张文明被推荐为普陀区政协委员，围绕提高郊区民生保障水平的问题，他在各种场合踊跃建言。光是围绕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问题，他就参与撰写了七八篇建言报告，篇篇有分量、有回音。

　　2018年，张文明被推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市政协大会，他就递交了两件有关乡村振兴的提案，一是在文化建设上要消除城乡差异；二是激励乡村精英参与村落公共事务，使他们能够在乡村社会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这两件提案，都引起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得到采纳。

　　张文明同样积极参与致公党市委的课题调研，其中有五六项也是关于乡村振兴的课题。

　　张文明还有一个身份，即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平时，他对教育问题也非常关注。2018年，他递交提案，建议相关部门出台具体办法，要求小学特别是新建小学定期开展针对教师师德师风的培训，减少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2020年，他通过提案，呼吁制定完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进一步向社会公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

　　纵观张文明撰写的有关教育的一件件提案，往往能发现其中有大量的调查数据和案例。“我们平时研究教育，积累了很多数据，可以用来充实自己的提案。”张文明说。以作实证研究的态度撰写提案，是他的参政议政准则。在他看来，写提案之前，一定要好好研究一番。治学要严谨，写提案何尝不是如此呢？